描述：王阳明心学精髓60句翻译 1、阳明心学是炼心的学问，是“乾坤万有基”。王阳明之所以将国人宏大而细腻的心理图谱精确地描绘出来，就是要传达一条真理：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
1、阳明心学是炼心的学问，是“乾坤万有基”。王阳明之所以将国人宏大而细腻的心理图谱精确地描绘出来，就是要传达一条真理：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王阳明心学精髓60句翻译)。
2、1920年6月，在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成了“阐明颜李学说，习行一贯为宗旨”(274)的四存学会，1921年4月，学会推出《四存月刊》。
3、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4、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王阳明心学精髓60句翻译)。
5、王阳明曾经也追求这个天理追求格物致知，但是他后来产生了不同意见，觉得这个天理不妥，真正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所看到的外在都是内心的投射反应，也就是心外无物，而这个心也代表着人的良知，而致良知就是要把这个良知反映在实践中。
6、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传习录》
7、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
8、尽管胡适不是章门弟子，但其受章太炎影响的程度并不比钱玄同、周作人他们轻。在其著述中，胡适屡屡承认受惠于章太炎，兹举两例证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说，“我做这部书”，“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235)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中的一部了。”(236)不但如此，胡适还称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中国古文学的收束者。(237)因此可以说，章太炎的文艺复兴思想不但影响了鲁迅等章门弟子，同时也对胡适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9、• 调查发现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采用了阿米巴经营模式，尽管多数的企业家认为阿米巴经营对企业业绩提升有积极作用。但是在运行阿米巴经营过程中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遇到的阻力还是蛮大的。个人分析，主要原因是1)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让很多初创企业很难生存；2)中国法制和市场规则不健全；3)阿米巴模式对企业透明度要求太高4)企业家没有认真学习稻盛和夫哲学，很难成功落实阿米巴经营模式；5)阿米巴模式需要企业员工有统计学和数字基础，需要系统培训。
10、《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11、入而问圣人之学，则语以格致之说焉;求格致之要，则语之以良知之说焉。
12、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致良知之学，所谓良知，就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时刻保持内心的光明，然后按照良知的指引前进，则前路也必定光明。
13、尽管京都学派史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了“宋代近世说”，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之定性，可是在对待晚明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关注。日本现代学者中对晚明给以特别关照的是沟口雄三。在《辛亥革命新论》一文的开篇，他就说，“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148)”沟口有大量的关于晚明的著述，譬如《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李卓吾两种阳明学》等，可是，其关注的重心似乎始终在阳明心学及其周边，并没有过多的关注顾炎武、颜习斋、黄宗羲等人。不过这篇《辛亥革命新论》却是个例外。该篇所谓“新论”，其实是想以中国古老的“封建论”传统来重新解释的辛亥革命的成因。而这个古老的传统在清代具体表现为“地方自治”传统，其起点就是晚明试图恢复古制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讨论的“乡约”。据沟口分析，“封建=乡约”模式“贯穿于整个清代”(149)，而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以后，则“封建=乡约”扩展为“地方自治”(湘军、淮军为首)成为既成事实，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武昌首义，而各省呼应的局面。因此，辛亥革命是“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里空间’，至清末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成熟及其结果的省的独立”(150)这一模式最终发展的产物。
14、章太炎行为追晚明，所谓“著书，不忘兵革之事”，然而谈文学，则推重魏晋六朝。章门弟子受其影响，大多道德文章也都不出这两个范畴。黄侃是治六朝文章的大家，鲁迅文章直逼魏晋，所谓“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周作人则偏好六朝无句读之文。关于这三位，还有一段趣闻，曹聚仁曾在回忆录中说，“那时黄侃先生在暨大教书，他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所以章师的《国故论衡》前面有他的序文。季刚自负甚高，他的散文，自以为一时无两。章师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你们兄弟的散文才算是得魏晋的神理。’他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189)虽然是坊间之语，不过听来也不无道理，黄侃趋步太炎，撰文以六朝为宗，自以为一时无两，可是周氏兄弟虽然用的是白话文，却把魏晋六朝的风度在文字里化到了极致。
15、在这一学术路径上思考五四与晚明或晚清之关系的学人，还有两位不得不提，其一就是在中国和日本学术界皆有影响的木山英雄，其一则是一位不求闻达的复旦学者李振声。自2004年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46)一书在大陆由赵京华翻译出版以来，影响颇大，其中尤以《野草论》(47)和《“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48)两篇为最。前一篇是《野草》研究的世所公认的名著，自不待言。后一篇则是从“文学复古”的角度研究自章太炎到鲁迅、周作人“复古以革新”的新文化传统。从篇名的“文学复古”字样即可看出是“文艺复兴”思路下的展开。文章侧重讨论了章太炎“小学保种”的即物性文字观及其文体实践对鲁迅和周作人的影响。可惜的是，文章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深入讨论章太炎“文学复古”观念的晚明及清代来源。李振声的文章《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在写作思路上明显受到木山英雄的启发不过更宏大一些。文章以章太炎为历史轴线详细地讨论了自晚明顾炎武以降的“有血气生命”的治学(“文”)传统是如何通过戴震传承到了章太炎那里，以及章太炎又是如何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发动机”将这一传统传递给胡适、鲁迅和周作人，各自的影响和勾连都在哪些方面。这篇文章在解读鲁迅的“文”之实践性与行动性和胡适的文言一致运动的传统资源等方面达到了相当的高度。(50)
16、入而问圣人之学，则语以格致之说焉；求格致之要，则语之以良知之说焉。
17、颜李皆北人。且习斋一生有大部分时间在关外寻找父亲遗骨，遍历荒寒，尝尽人间疾苦，故而有此躬行之学，实为血性生命在学问中的体现。梁启超曾言，南人多考据，北人多躬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确实如此，南人慧而北人朴，江浙富庶之地，藏书众多，故考据能蔚然成风，相对而言，则北地荒寒清苦，更宜于成就躬行之学。
18、悔悟是祛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19、一个政府，不得人心到如此境界，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朵奇葩。
20、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21、• 中国企业家十分喜欢稻盛和夫先生的哲学理念，敬天爱人，利他经营，人生成功模式(能力*努力*价值观)，做人何为正确。其实这些理念都源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中国人十分熟悉。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稻盛和夫哲学思想对中国企业家来讲是雪中送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今天中国生态环境下真正地去实践稻盛和夫管理理念。
22、王阳明指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理，也是良知。比如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孝敬父母，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知道老人倒地要去扶，知道遇到小偷要去抓。
23、开始传播稻盛和夫哲学的途径简单粗暴，一句话，就是说教，强迫企业的高管和员工去接受他的理念，用“一定要”这样的语言去胁迫别人，这和六项精进中的“与人为善”是相违背的。而学习了西方管理理念的员工对稻盛和夫的想法不认同，欧美的那一套是“yesorno”，不行就走人，因此流失一些员工。之后我就改变了方法，就是用故事感动的方法，潜移默化从小事里体现稻盛和夫的哲学思想。
24、耳朵不能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口不能说是非，又省了多少闲是非；心知道是非就够了。
25、装模作样成一个圣人去给别人讲学，人们看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怎么能讲得好呢？唯有做一个愚夫笨妇才能给别人讲学。
26、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27、要落实稻盛和夫理念，公司使命、愿景、价值观都必须让员工讲清楚，首先要从改变自己出发，以身作则，让员工看到自己的改变。比如打扫卫生，伍总从自身改变，不请阿姨打扫，自己清理个人的空间，员工们看到他这样做，也会学习，厂房里面的环境维护上就获得了改进。只喊口号是不行的，管理层一定要从本身出发，这一学习稻盛和夫哲学的影响效果也会大大增加。
28、随时随地而变化、变通，如此才是真正拥有智慧的人。
29、其实，晚明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如果引进比较史学的视野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余英时曾经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将宋明比作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新教伦理”时期。(82)但笔者认为这一比较视野还可以拓展。按照余英时指出的，钱穆就曾经将惠能称作中国的马丁·路德。(83)那么，在某个侧面，其实韩愈身上就有伊拉斯谟的影子。(84)而朱熹的“理气”二元论则同康德的“物自体”学说有极高的相似度，其实研究康德的学者一般都比较喜欢朱熹，反之亦然。从某种层面上说，康德的“物自体”其实质是“上帝”在世俗的一个重要变形，这也是尼采经常批判“物自体”学说的根源。而朱熹的“天理”说则显然来自新禅宗的“超世”理念。这二者之间的相似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无论是康德的“物自体”还是朱熹的“天理”都是绝对律令的一种世俗的载体，这样一种二元世界观对世俗往往会形成一种规则与约束，因之，接下来就必然有一种一元的观念来打破这种律令的约束，在康德那里，就是其后继者黑格尔，而相应的中国这边就是王阳明。王阳明的“致良知”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实质上都是将客观的绝对律令同自我合二为一的产物。而这样的一种思想运动的轨迹最后一定会开出一个崭新的时代来。正如同嵇文甫所言王学和颜学不期然而暗通了消息，而尼采同黑格尔不也正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