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列宁名言名录 1、第尚不清晰的宣传与鼓动的关系。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有过关于宣传与鼓动的论述，但当时中国经常是宣传与鼓动并提，含混不清。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
1、第尚不清晰的宣传与鼓动的关系。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有过关于宣传与鼓动的论述，但当时中国经常是宣传与鼓动并提，含混不清。瞿秋白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引用列宁的《怎么办》，却没有引用“宣传员、鼓动员”的那句，只是简略提到，“我们应当组织反对政府的一切势力成一全民的运动……这样去实行各方面的政治鼓动”。(28)1925年10月中共中央的《宣传问题议决案》里，“群众鼓动的第一种形式，是宣传动员。集中全国各阶级的注意力于某一事件或问题。征调全d的力量及一切势力。预先制定详细的计划”。(29)更加复杂的是，在当时“煽动”并无贬义，“煽动”与“鼓动”经常混用，中共六大的决议里专列了“煽动”一部分。直到后来土地革命过程中，宣传与鼓动的区分才逐渐清晰。(30)
2、不应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应是为了真理而活着。
3、近年来研究者廓清，1920年年底，《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大陆报》《北华捷报》上刊载，1921年《共产d》月刊第三号刊登中译本。(51)其实早在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已经谈及共产国际二大，极为推崇“在d中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并执行“铁的纪律”、统一行动。蔡和森提出的建d步骤如下：“(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d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d……出版物又须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52)虽然蔡和森没有全文抄录《条件》，但是他对于“d性原则”的理解很深刻。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提及“d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d》……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53)一方面是蔡和森等人的认同，一方面是维经斯基等人的大力推广，在还没有“d性”这个表达方式的时候，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已经对d性原则的统一性、战斗性、纪律性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
4、世上美与丑、贵与贱之间的不可思议的对比是永远存在的。〔美〕爱默生：《处世之道?随感录》
5、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中〕荀况：《荀子?王制》(列宁名言名录)。
6、［9］昇曙夢:《マルクス主義批評論·序文》，《マルクス主義批評論》，第1页，白楊社1929年版。
7、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列宁名言名录)。
8、有了阴影，光明才更具耀眼。〔德〕海泽：《特雷庇姑娘》
9、一直抱着积极的心态生活，生活也会越来越积极的！
10、宣传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到了现代世界，借助印刷机彰显出巨大的力量。无论是美国革命前后“小册子的洪流”，(6)还是法国大革命中“印刷领导革命”；(7)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纸弹攻势”，还是德国社会民主d与俄共的“红色邮政”，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宣传的重要性已经广被接受、深入人心。汉语的“宣传”一词源自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对“传道”的翻译，然而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曾旅行到日本的“宣传”归来，摆脱了宗教意味，具有了新的意义。(8)
11、［22］［23］《執筆者自伝·岡沢秀虎》，饒平名智太郎编《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第333页，世界社1929年版。
12、成功或胜利在等待你，嘲笑和失败也在等待你。〔中〕沈从文：《沈从文文集》
13、历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个人，既随和又自尊。——余秋雨(中)《艺术创造工程》
14、凡事不要说“我不会”或“不可能”，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去做！
15、 凶恶的敌人走后，乡亲们把她安葬在山沟的北坡上，人们深深地怀念这位小英雄。她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周围村庄和阜平县。反“扫荡”胜利结束后，边区出版的《教育阵地》和小学课本都用名为《我是边区的小学生》的文章，宣传她的英雄事迹，号召边区少年儿童向小英雄陈云学习。
16、——(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17、［24］参见岡沢秀虎《ソヴェート·ロシア文学理論·序》，同氏著《ソヴェート·ロシア文学理論》，神谷書店1930年版。
18、此一时期的“进向列宁底阶段”以及列宁主义的再阐释，自然包含着对斯大林思想权威的强化，如鲁迅译上田进文章所介绍，时任“拉普”书记长的评论家阿维尔巴赫便在1931年12月的总会报告上主张把斯大林的指示“作为文学及文学理论的基础”［45］。台那摩夫在“拉普”第一次批评家会议(1932年1月)上发表的演讲，在强调以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方法为理论活动的基础时举出的经典著作，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列进了斯大林［46］。但需要看到，所谓斯大林体制确立初期，是仍包含着多种可能性的历史时刻，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追求下，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统合成为主导性政策。伴随着科技知识分子日益受到重视，文学艺术领域的“同路人”作家也获得了“公民权”，而原来以“无产阶级文学”自居且执掌文艺领导权、排挤打击“同路人”作家的“拉普”派则受到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论原典在这一时期被特别推重，恩格斯致英国作家哈克纳斯谈论现实主义的信公开发表(1932年2月)，列宁的托尔斯泰论被特别提起，都是同一时期出现的现象。
19、读书，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实际是人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
20、与此同时，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对于宣传寄予厚望，1924年1月，国民d一大召开，摹仿共产国际宣传体制，设立了国民d中央宣传部。但是这个部门长期处在“筹备”状态，官气十足，开展工作不力。1924年5月，中共通过《共产d在国民d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强调无论怎么好的组织系统都不能代替宣传，宣传更重要于组织，中共要能在事实上参加国民d的宣传部。(65)1925年10月，毛泽东作为国民d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接管国民d的宣传工作，上任当月便主持开会研究宣传问题，不久创办国民d中央机关报《政治周报》。中共整顿了国民d混乱的报刊系统，帮助国民d创办了大量的刊物，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本d所有的宣传机关和言论机关，可以讲到统统都属诸C.P.同志，就是我们的d报——《民国日报》《国民新闻》这样的机关报，也完全是交C.P.同志来办”。(66)
21、《战旗》杂志1928年创刊号(左)；《文艺战线》杂志1929年3月号(右)
22、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此后d性原则因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而成为铁律，宣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有极大增强，适用范围也从出版物向d员个人、文学艺术延展。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d章程》第二十一条和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d第一次修正章程》第二十二条，用同样的语句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是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dd纲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55)中共二大《关于共产d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提出：“无论何时何地个个d员的言论，必须是d的言论，各个d员的活动，必须是d的活动；不可有离d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56)1924年，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署名的《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宣布，“若任何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d纪律论”。(57)共青团中央也做出类似决定，要求各地刊物所发表的意见，应严格与中央刊物态度一致，团的宣传工作应在d的指导下进行。
23、——(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24、他的一生中，一共创作了三部大部头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百年来，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销售量累计超过5亿册，是大师中的大师。他的这三部作品也是19世纪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水平。托尔斯泰因其文学和思想成就非凡，被世界公认为俄罗斯最伟大的文学家。《西方正典》作者、美国著名文学教授兼批评家哈洛·卜伦甚至称之为“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比肩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
25、 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汉书》
26、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先秦·孟子
27、 1942年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上级决定将小同志送到学校培养，陈云被送到阜平县槐树庄小学。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经济困难，陈云和同学们采集树叶、野菜拌在玉米面中充饥，还在河边开垦出一片土地种上青菜。陈云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在学习生产之余，积极开展文娱宣传活动，她曾被学校推荐到县城集训班学习打霸王鞭，她在学校里经常教同学们唱歌、跳舞，组织起霸王鞭队和舞蹈队。她还担任了学校的业余宣传队队长，带领同学们给新参军的战士献花，慰问伤病员。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时她都参加演出节目，指挥唱歌。周围的群众都知道槐树庄有一位聪明能干的小陈云。
28、这表明冈泽节选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是否和“文学”有关，而写在译文前的“说明”，则更为直接地把列宁文本引到了日本文学的脉络里：“列宁的这篇文章写于1905年，实际上早已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两年前才搞清楚的‘政治运动与文艺运动之关系的原则’给出了明快的规定。”由此延伸，冈泽举出“战旗”派评论家鹿地亘和田口宪认为他们的评论“既不触及文艺的特有领域也不了解活生生的文学功能”，实为“文艺性的政治论文”，并语含嘲讽地说：“奉劝近来试图把政治理论直接变形为文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少年诸君，请好好读读列宁的这篇文章。”很明显，冈泽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特有领域”品性，目的在于救治他所认为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特别是“战旗”派以“政治”为“文学”的弊端，但如此一来，列宁文本里的关键性主题“文学和d的组织”，则被搁置到了一边。而这样的搁置，无疑是应和了分裂之后的《文艺战线》的立场。其时的“文战”已经有意与无产阶级前卫政d的组织活动拉开了距离，如其理论主干青野季吉虽曾参与过日共的重建活动，且于1925年1月为此而到上海会见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但从上海回国后他便“和日本共产d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则直接参与了山川均、猪俣津南雄等人创办的《劳农》杂志(1927年12月发刊)，成为试图进行“合法斗争”的“劳农派”之一员［27］，“d的组织”问题自然不会成为其特别关注的对象。
29、胡秋原《浪费的论争——对批判者的若干答辩》
30、中共对于自己的宣传工作并不满意。1926年9月，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认为“宣传工作应当赶紧整顿”，批评中宣部“在今年四月底以前，简直并未执行部务”，上一年度的宣传问题的议决案“至今实行的不及百分之一中央及各地的宣传部是不能不负责任的”。会议决定设置中央编辑委员会，对出版物定期审查，以保证思想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要求地方定期向中央进行报告，强调要组织工农通信员，进行有效的信息反馈。还明确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应将全国的宣传、鼓动、调查、机关报的出版情况、出版物编译情况，以书面报告的方式报告于中央局。
31、在石坝彝族乡场镇边上，当地政府为了纪念石厢子会议，于1998年在场镇上方的石林公路边立了一座纪念碑。
32、中国共产d早期领导人创办的刊物，如1915年的《新青年》、1919年的《湘江评论》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折射出他们对于宣传的初步认识，也有浓厚的“青年知识分子研究会”气息。从1920年8月共产d早期组织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至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d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中共早期组织在建d过程中受到来自日本(4)和苏俄的影响，最终选择了共产国际的模式。建d后直到1927年，中国共产d既无政权亦无军权，宣传工作成为不多的抓手之在实践中形成了全d搞宣传的共识。中国共产d与中国国民d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对于宣传的列宁主义理解是合作得以开展的原因之一；大革命的失败，则是因为过于重视笔杆子、忽视了枪杆子的结果。从1921年至1927年，毕竟是d的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还存在着分歧与争论。(5)同时，中共的宣传观念、宣传组织和宣传方法也一直在外来影响与内在需要的张力中生成演化，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不断试错纠偏。
33、在叙永县石厢子乡，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召开的“石厢子会议”，完成了长征途中著名的“博古交权”，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旺苍县木门镇，红军“木门寺会议”陈列馆里，一百多通石刻组成的碑林，蔚为壮观，如一列列整装待发、疆场赴死的壮士；在达州通川区石桥镇，当年一条以列宁名字命名的老街，焕发着血与火的风采，被誉为“中国红色第一街”。
34、《文艺战线》自1924年6月发刊，至1932年7月停刊，其间虽有间断，但通算起来历时8年，总计刊行95册，可谓存在时间最长的左翼文学杂志。创刊之前先有结社，设定纲领两条，一曰“我等立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艺术共同战线之上”，一曰“各人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思想行动是自由的”［19］。与《播种人》时期比较，其活动限定在“艺术”，显然是在有意回避直接评论时政，而同人结社则是此前组合方式的延续。1925年9月，日本近百名左翼作家结成“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联盟”(简称“普罗艺”)，《文艺战线》多位同人当选为联盟本部委员，不过杂志的同人制并未改变，如在联盟第二次大会(1926年11月)新加入“普罗艺”的中野重治、鹿地亘等，即因本人意愿而没有成为《文艺战线》的同人。与日本左翼文学有组织运动的密切关联，既为《文艺战线》带来了充实内容，也将之卷入风暴中心。1927年6月“普罗艺”因为内部论争激化而发生分裂，“文战”同人青野季吉、林房雄、山田清三郎、藏原惟人等另组“劳农艺术家联盟”(简称“劳艺”)，《文艺战线》亦停止同人制，转而成为这个新团体的机关刊。但到了同年后半期，藏原惟人等人宣布退出“劳艺”和“文战”，不久便与“普罗艺”成员中野重治、鹿地亘等人及其他左翼文艺团体另行组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1928年3月25日成立，简称“纳普”)，发行《战旗》作为机关刊。至此，日本左翼文学团体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派混战遂转为“劳艺”与“纳普”或曰“文战派”与“战旗派”的两家对垒。
35、［9］昇曙夢:《マルクス主義批評論·序文》，《マルクス主義批評論》，第1页，白楊社1929年版。
36、(73)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d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718页。
37、 庸人之目，见利而不见害，见得而不见失。——(清)张伯行
38、道德是为了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
39、书籍是的朋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它求助，它永远不会背弃你。——都德
40、“办报建d”是一般政d都可能想到的路径，而能不能贯彻“d性”才是关键。”“d性”原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d性才使中共区别于当时林立的各种资产阶级d派，也只有d性才能锻造出统一高效的宣传体系。学术界有关“d性”的讨论中，“d性”源自苏俄和共产国际几成共识，(48)但是何时“d性”概念传入中国、以及何时开始讲求“d性”，尚存疑问。概念与实践间不是因果关系，不是概念输入引起实践改变，而是在还没有输入“d性”一词时，中共在思想和实践上已经具备了“d性意识”。
41、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马克思
42、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以改变人。
43、从本文的论旨而言，后一个例证显然更值得注意。因为此例不仅表明对列宁《d的组织和d的文学》的了解在当时即已不限于左翼文学阵营之内，还提示我们去进而思考：既然非左翼的“自由人”也和左翼文学理论家们共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那么，他们的论争怎样影响了包含列宁文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和阐释？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建构，是否也曾受益于来自非左翼的挑战和论难？近年曾有多位学者对“文艺自由论辩”做了扎实的考辨和分析，推动了有关这一文学史现象的讨论，本文则拟进一步探讨这场论争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关联，探源溯流，考察论争双方在共同资源、相近命题之下的分歧与辩难，以及经过论争各自所做的调整，特别是左翼文学由此强化了的理论再生产的能力。
44、［11］［15］参见芦田肇《魯迅、馮雪峰のマルクス主義文芸論受容——水沫版·光華版〈科学的芸術論叢書〉の書誌的考察》，《魯迅研究の現在》，汲古書院1992年版。
45、你现在不为自己以后想过的生活努力，以后全是你不想过的生活。
46、［30］此为时任“纳普”中央委员的川口浩的感受，参见湯地朝雄《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動―その理想と現実》，第166—168页，晩声社1991年版。
47、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街谈巷议，不但因为热尼娅的感情苦闷和性放纵所象征的“杯水主义”是对“革命解放了妇女”这一神话的质疑，而且因为那个无法回答热尼娅人生难题的女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就是小说作者、布尔什维克政府社会福利人民委员(即部长)阿历山德拉·柯伦泰(1872～1952)。
48、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中〕庄周：《庄子?知北游》
49、 10)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李苦禅
50、当诗人和作曲家遇上快乐乐队，会出现什么奇迹呢？
51、一个人像一块砖砌在大礼堂的墙里，是谁也动不得的；但是丢在路上，挡人走路是要被人一脚踢开的。——艾思奇
52、不审不聪则缪，不察不明则过。——〈管子·宙合〉
53、创造人的是自然界，启迪和教育人的却是社会。——别林斯基
5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
55、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56、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57、在世界上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是最需要的。——罗素
58、阴阳之道，一向一背；天地之道，一升一降。〔中〕王勃：《八卦大演论》
59、(43)王晓岚：《中国共产d报刊发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60、——(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7页)
61、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 毛泽东
62、聪明人与朋友同行，步调总是齐一的。——法国谚语
63、少年喜书策，白首意未足。幽窗灯一点，乐处超五欲。
64、有研究者统计，孙中山一生中至少35次提到“一片散沙”“一盘散沙”或“散沙”，最早是在1912年，“机关不统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如机械然，百轮相错，一丝不乱，而机械之行动乃臻圆满”。(49)在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中，很多思想者认识到纪律性的重要。
65、多读书.多学习.多求经验，就是前途的保障。——罗曼罗兰(法)
66、［3］参见《阿英文集》第2卷，第667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7、《拓荒者》由蒋光慈创办的《新流月报》改刊而来，故在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出版)的封面刊名下标有这样一行字：“新流月报第五期改题”。此期主要作者、译者有殷夫、洪灵菲、蒋光慈、森堡(任钧)、戴平万、钱杏邨、建南(楼适夷)等，除了后期创造社的冯乃超，几乎都是太阳社成员。但到了第1卷第2期，目录所列作者名字很显眼地增加了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和后期“小伙计”潘汉年。一位署名“荒拓读者十人团代表胡维时”的人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致信该刊说：“‘拓荒者’第二期看了之后，觉得比第一期还要丰富和充实！这里最值得我们喜跃的，就是左派作者的大团结，太阳社和创造社合作出版拓荒杂志，来开拓中国文坛杂乱模糊的荒地。”《拓荒者》编辑部也很郑重地复信说：“《拓荒者》并非‘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合作。‘创造社’被封以后，‘创造社’实际上是没有了，‘太阳社’也于去年自动解散了。《拓荒者》可以说是左翼作家的共有的刊物，而不是哪一个社团的刊物。”［4］
68、第一届政府的照片上，他和柯伦泰都紧挨着列宁。他更年轻，比柯伦泰小17岁，农民出身，身高肩宽，胡须浓密，革命前是个水兵。十月革命中，他所领导的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最有组织的武装。柯伦泰是在1917年春天去戴本柯所在的海军营地演说时和他相识并坠入情网的。和柯伦泰的前一个情人斯里亚普尼科夫一样，他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他吸引柯伦泰的是“热情，坚定，有魄力”，是“水兵的灵魂”。柯伦泰自和丈夫分手后就一直保持自由，拒绝任何情人结婚的请求。但这次戴本柯不干，他要和柯伦泰成为布尔什维克婚姻法颁布后的第一对新人。柯伦泰过去的情人听到后纷纷吵嚷起来，但他们的醋意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柯伦泰这个名字已经成了妇女独立的旗帜，“难道你现在要为了他而收起这面旗帜吗？”后来戴本柯取得了胜利，因为他说如果柯伦泰不愿意和自己结婚，就是看不起他的农民出身。1918年1月他们正式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