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1、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人
1、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人物内心由行动来彰显，譬如延续至今的京剧表演，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诗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还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和阿里斯托芬相似，因为二者都摹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但同时他又对悲剧和喜剧的价值做出了评判，认为“喜剧摹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腊哲人对于文学崇高性的理解和界定。此外，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
2、据曼回忆，《堂吉诃德》是他童年接触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我想，他极有可能是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用海涅的话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各登峰造极……”是的，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孩子从小喜爱经典，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欢阅读，就必先让他们亲近文学，而且最好是文学经典。叔本华的至理名言是：好书让人变好，坏书使人变坏。这和塞万提斯之谓如出一辙。所谓“读什么书，成什么人”，经典阅读的确可以培养气质：我们古人管这叫“书卷气”。这其中自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情怀。
3、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4、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谈论他的历史剧《济金根》时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此后，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成为文艺美学中两个生动形象、内涵丰赡、影响深远的经典概念。
5、如果有人知道，我们总是多么易于误解别人，他就不愿在人前信口开河了。
6、无论在哪里，只要风俗与时尚腐败了，语言也会腐败。
7、言语之力，大到可以从坟墓唤醒死人，可以把生者活埋，把侏儒变成巨无霸，把巨无霸彻底打垮。
8、在一切言语甚至最普通的言语之中，都有着某种歌唱的韵味。
9、说实话是一种义务，而且这对他们也是更有利的。
10、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11、说到经典。我知道这又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课题。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说了经典的许多好处，却始终没有明确指认何为经典。自然，反过来说，经典的好处本身成就了经典，譬如它可资反复阅读，它具有多重乃至无限的阐释空间，它可能进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等等。而我想补充的是：经典是现时的，也是历史的，但主要是现时的；经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主要是民族的。
12、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的确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以文字为介质的文学作品大都来自作为作家的个体，面对的也是作为读者的个体，因而是一种个性化的审美和认知活动，取决于一时一地作家、读者的个人理智与情感、修养与好恶等诸多因素。但无论多么特殊，文学又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终究是时代、社会及个人存在的映像。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文学(从最初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或诗，从悲剧、喜剧到小说)体裁的盛衰或消长印证了这一点；以个案论，也没有哪一个作家或读者可以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
13、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出生长大，18岁时与安妮·海瑟薇结婚，两人共生育了三个孩子：苏珊娜、双胞胎哈姆尼特和朱迪思。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20多年期间莎士比亚在伦敦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是演员、剧作家，还是宫内大臣剧团的合伙人之后来改名为国王剧团。1613年左右，莎士比亚退休回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3年后逝世。
14、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15、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
16、关键词 莎士比亚化 席勒式 情节 主题 习近平讲话
17、话最多的人是最不聪明的人，在一个演说家和一个拍卖人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18、近年来许多大学中文系都引进著名作家试图打破这个学科魔咒。毕飞宇这本《小说课》就是作家进校园的成果。本书辑录了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毕飞宇所谈论的小说都是很常见古今中外名著，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都是中学课本读物，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海明威、奈保尔、哈代乃至还有霍金的《时间简史》等人的作品。身为小说家，他的讲解和学院化的讲解很不同，而是用贴近小说写作的分析，带领听众(这本书可以看作一本口语化的课堂实录)体会每一篇小说的写作魅力、层次、内部逻辑。
19、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或谓“稗官野史”或“围炉夜话”)，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尤其是《史记》。太史公的许多章节都可以被看作美妙的段子、视作最初的小说，至少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慢，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很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20 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故于小说仍不详。但是，且不论《山海经》之类的神话传说，即使从唐传奇算起，中国的演义就多得很。它们不仅有史的奇谲，而且充满了耽于现实的想象和针对时世的影射。但无论如何，情节对这些演义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可说，演义借情节的生动和有悖于正史的观念满足了受众的消遣需要、政治诉求和好奇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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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22、“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23、毕飞宇着眼于一个作家的阅读语感，采取的是实践分析，而不是学院常见的美学分析、史学分析和诗学分析。作品是作家写作的，一个人要成为作家需要哪些要素，毕飞宇从“国际”标准认为是：性格智商直觉和逻辑。他讲解小说所围绕的就是这四点。相比从学院派从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角度拿望远镜看小说，他自信自己的讲解更接近小说。学院化的小说课，除了符号修辞，更注重讲解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而毕飞宇看来，思想性的传递更需要作家的艺术才能，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两个概念。
24、成年是收获的季节，但更是付出的季节，你得给别人讲故事了。于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麻烦来了。
25、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文学？答案可有多种，用时下年轻人的话说或有N种也未可知；但任何一种也许只是我们所能想见的关乎文学的冰山一角。
26、谈话对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其乐趣，是很合理的消遣；但是，无知者的谈话就不算是一种。谈话，不能给人们以任何乐趣。
27、说到悲切，当下最令人忧心的依然是读书习尚的缺失和读什么书的问题。青少年固然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但应考、恋爱及各种难违之约、难却之情也纷至沓来，每每令其应接不暇。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主观因素。童年的味蕾、童年的习惯已经形成，倘使荒废精力、远离书本，那么肯定只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28、言谈是衣着的精神部分，用上它，撇开它，就和戴上或摘下装饰着羽毛的女帼一样。
29、(⑤)赵德发：《人类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30、——〔美〕本·琼森《木材，或关于人与物的发现》
31、且说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褒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特点。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国农民的矛盾。由此，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32、毕飞宇的阅读方法和教学实践，正是大学中文系所匮乏的。在写作之前我们需要这样贴近写作的阅读，正如毕飞宇反复强调的，你的阅读能力越强，你的写作能力就越强。阅读也需要才华，阅读需要足够的想象力，足够的记忆力，足够的耐心和训练，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
33、——〔德〕叔本华《附录与补遗·忠告与格言》
34、1777年，席勒开始创作剧本《强盗》， 毕业后于1780年在斯图加特某步兵旅当军医。
35、有命运悲剧：如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歌德的《浮士德》，以及贝克特《等待戈多》等。
36、——〔波斯〕萨迪《蔷薇园》你若不说话，不会有麻烦。你若开了口，就得有才干。
37、有一种人，他为了摆脱内心的激动状态，自己常常需要说话和爱听别人说话。
38、(⑥)王万顺：《身份焦虑与存在悖论——评王安忆长篇小说》，《百家评论》2016年4期。
39、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生活理想。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反抗中世纪神学思想统治，思想内容和特点是反对以神为本，以人性、人权反抗神权；以个性解放、去世享乐反对禁欲主义；倡导科学理性、反对迷信蒙昧；主张国家统反对封建割据。
40、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41、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42、“这是一个黄金时代，人们生活富足、生命力旺盛、充满冒险精神——但没有人意识到它的美好；这是一个未来时代，充满财富与劫掠、文明与堕落——但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矛盾；这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一个迷人的异想天开的世纪——但没有人热爱它。”(20)科幻作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多少也适用于当下的现实。这些文本可以证明，文学写作中反思精神与审美品质之间的关系是当下中国小说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是上述长篇小说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真实性，值得肯定。它们可能会引领中国文学今后的方向，至少，它们已经催生了喧哗与骚动的美学探索，使得我们更加意识到作家的立场姿态与叙事建构相结合的重要性。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视野和能力，本文未能涵盖近年来的所有作品，甚至遗漏了不少重要作品，这样的缺失和遗憾是属于本文作者的，而非作家们的。
43、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巨人至英雄豪杰到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运动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当然还有虚无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国资本又分明加剧了这一趋势。于是，宏大叙事变成了自话自说。
44、荷马式比喻：大量的连续的的明喻，多半取自于自然现象、动物形态和日常生活现象，生动形象直观。
45、有家庭悲剧：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拉辛的《菲德拉》、曹禺的《雷雨》等。
46、说出拒绝的理由时，别忘了为未来的索要留下某种余地。
47、与《匿名》的深刻哲理性不同，路内《慈悲》充满浓重的悲悯意识，通过卑微的生活形态与苦难的命运遭际表现了社会底层的艰难生存，进而反观当下现实的种种问题。水生、玉生、复生、根生，这些街道上的卑微者在自己的命运里浮沉，无法自主，偌大的工厂就像他们的命运舞台。虽然他们名为“生”，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但是他们从未在这个时代获得过走向未来的“生路”与真正的“生命”体验，求“生”而不可得。时代的车轮轰轰烈烈地滚过，而他们只能被困在自己的角色里感受着周遭的变化。令人心酸的工厂生活构成了这个时代较少被人注意到，却也是社会肌体最深处的生存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深入反思的同时，作者也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同情和理解。也就是说，不仅仅小说中的人物们充满慈悲，叙事者在呈现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同样也充满慈悲。因此，作者说：“《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慈悲本身并非一种正义的力量，也不宽容，它是无理性的。它也是被历史的厚重所裹挟的意识形态。”(③)在这里，现实反思不再是一种尖锐的刺入，而多了许多来自人性深处的温暖的理解；不再是旁观式的冷静描写，而是多了几许设身处地的从容不迫；不再是人性恶的单面判断，而是多了对复杂人性的多维视角。
48、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49、(18)方方：《软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
50、威廉·莎士比亚(英语：William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清末民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51、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
52、荷马史诗：古希腊流传最早的叙事文学作品，由盲诗人荷马在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包括《伊利昂纪》、《奥德修纪》两部。前者写特洛伊战争，后者写海上历险故事。描绘由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表现“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的理想。
53、发言须句句有着落方好。人于忙处，畜或妄发，所以有悔。
54、——〔保加利亚〕伊莱亚斯·卡内蒂《人类的心境》
55、(⑨)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56、君子之精神命脉存乎言，考言而责实存乎德。故言也者，德之华也，不可伪也。
57、还有两部长篇小说值得单独进行讨论，那就是《极花》与《王城如海》。相较于其他文本，这两部作品介入社会现实的广度、力度与深度都尤为显著。但是，在社会现实面前，这两部作品的书写策略却迥然有别，得到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极花》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是近年来长篇小说中少见的，延续了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余华《兄弟》《第七天》、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和阎连科《炸裂志》等作品的争议模式，许多争论甚至上升到小说的本体观念、叙事美学等理论层面，超越了单纯的文本解读范围。与前几年备受争议的那些作品一样，这两部小说直接介入社会现实，反映当下的社会问题，采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将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搬移到文本中，虽然文本形态与社会接受效果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可以称作新的“问题小说”。《极花》面对的是社会中的拐卖妇女现象及其社会危害，《王城如海》则直面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与精神雾霾。如果说前述作品在审美建构与现实反思之中偏向建构的话，那么《极花》与《王城如海》则相对更偏向反思。
58、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
59、关键在于，少年易学老难成。人活一生，草长一春，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而文学所能提供的生命情景和生活体验却几近无限：激发彼时彼地鲜活存在的无尽想象，其审美和认知价值无与伦比。这自然也是文学的一大好处。至于青少年火一般的热情，大可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小可用“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泰戈尔)，或“让小鸟在彩虹上筑巢”(维多夫罗)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