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1、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苏格拉底当时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现在死了反而好，免得将来为老年疾病所困。所以你看，在一个有利于被告人的表决规则的影响下，苏
1、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苏格拉底当时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现在死了反而好，免得将来为老年疾病所困。所以你看，在一个有利于被告人的表决规则的影响下，苏格拉底放弃了这样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的死，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雅典陪审制度。
2、人终究会死，这是没法选择的，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去等待死亡的降临，这是人可以选择的。(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3、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在当时雅典实在属于另一个时代，在那里，今人熟知的公民权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d政治远未开出，保障个人权利的重要机制如宪法、法治、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独立法官制度、辩护律师制度、信仰自由等，都远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对苏格拉底的处置虽未必公正，却是合乎法律的。但与其说他被判死，是因为“败坏青年”、“不敬神”，毋宁说是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确切地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派的政治报复。假如此时雅典的政制已进化得较好，公民权利已能得到较好的保护，作为对僭主暴政只负有间接责任的他，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放逐较为合适。但此时的雅典民主毕竟仍是一种粗糙简陋的氏族民主，一种野性未泯的原始民主，不可能这么仁慈。以基督教兴起后兴起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包括雅典民主派在内的希腊人智商虽高，大体上却仍是一些不知慈悲为何的野蛮人，要让他们以德报怨，不切实际。
4、但到了第二轮之后，却以如此高票通过了死刑的判决，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只可能是——人民都想他死！
5、但是，由于英国的司法制度实行的也是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先由陪审团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再由法官决定他应该被判处何种刑罚。这样一来，一旦轻微盗窃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后面的量刑结果就肯定是死刑，这样的罪刑关系显然太过严厉。
6、古希腊哲学大抵分为三个时期：自然哲学时期(又称前苏格拉底时期)、苏格拉底时期、后苏格拉底时期。(苏格拉底被投票处死)。
7、我常常感叹，孔子与苏格拉底经历了同样悠久的历史，他们俩活的岁数也非常接近，为什么苏格拉底人们对他的误解就少，而孔子，人们对他的解读就多？多到乃至无法弄清真正的孔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地步？
8、他几次参军，悍不畏死，能出色完成长官交代的任务，得到过嘉奖，是英雄人物。
9、 苏格拉底以民主的名义，用法庭审判的办法处以死刑。可以说苏格拉底是民主法治社会的最大冤假错案,却足以形成千年铁案。因为有这个案子在先，使得西方在行使民主权力与投票表决的时候，总是把那些不应该表决的东西分得一清二楚。而且法律程序也十分清楚，而不可以随意更改。
10、苏格拉底死了。柏拉图在《申辩篇》的最后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11、在监狱里，苏格拉底还是在探索智慧，却从不提辩护和控诉的事情。
12、你怎么理解苏格拉底的死亡？你对苏格拉底了解多少？在留言区和大家交流下，小北将挑选2位幸运读者，赠出今天的主题图书《法律相对论》。
13、如所周知，十七世纪以降，民主理念在西欧崛起，逐渐散播到整个欧洲、北美乃至全世界。以此故，希腊民主也开始受到推崇，至十九世纪后期甚至被大大拔高，以致今天很多人以为，现代民主的源头就是希腊民主。但它并非起源于希腊，而是发端于基督教的平等理念与中世纪的议会制度和法律观念。事实上两种民主在缘起、规模、形式和程序上都有很大差别。
14、 苏格拉底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逃亡逃避死亡会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同时也是因为担心他逃亡后雅典将再没有好的导师可以教育人们了。
15、可是他越探索，越发现这个问题不比天上的哲学简单，甚至还要更复杂。
16、即便在第一轮投票中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势也并非不可扭转。根据法律，被告被判有罪以后，法庭必须根据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进行第二轮投票，然后才做出最终的判决。然而，此时苏格拉底已年届相对于当时四十来岁的平均年龄已是高龄，所以他下定决心，不惜老命也要抗争，要与民主派斗下去。按照当时的法律，控方提出量刑方案后，被告可以提出一个反方案。这时苏格拉底若能低下他高贵的头，提出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反方案，比如说放逐，或者交纳一笔数额足够的罚金，与此同时在态度和语言上也不那么傲慢，很可能就会免于一死。据色诺芬，苏格拉底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他认为这不啻是认罪。苏格拉底何罪之有？但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不啻是犯了藐视法庭罪，几百个群众组成的法庭情绪如何，可想而知，结果也可想而知。
17、“我控制不住自己。假如有人掉进水里，那么他游泳的本事高明也好，差劲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他要么挣扎着爬出来，要么就被淹死。
18、且重点在于，其实最后的审判中，根据“当时人”的记载，雅典审判团其实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两轮的审判，且法庭给予了他充分的申辩机会——根据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录(收录于《苏格拉底的申辩》)，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用最简洁有力且通俗易懂的方式，一一驳斥了所有控罪。
19、这种定罪量刑程序分离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定罪和量刑程序是合二为一的，这就会导致量刑反制定罪的现象发生，也就是以量刑结果为导向回头寻找合适的罪名，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司法的规律，产生“欲加之刑，何患无罪”的司法乱象。
20、以我的现状而言，年纪又大，跑得又慢，已经被二者中跑得较慢的死亡追上了，而我的原告虽然身手敏捷，但由于行不义之事而被跑得较快的罪恶追上了。我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将去受死，因为你们已经判我死刑，而他们离开这个法庭的时候，事实本身判明他们堕落的、邪恶的。他们接受他们的判决，就像我接受我判决。”(同上书，第29页。)还说：“如果人死时毫无知觉，而只是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奇妙的收获。”(同上书，第30页)最后苏格拉底说：“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同上书，第32页)
21、所以，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因为陪审团完全可以为了避免对被告人处以重刑，而不给他定罪。所以，雅典实行的分离制度其实是对苏格拉底非常有利的。
22、此后苏格拉底又说，他愿意支付一米那赎罪金；因财力有限，只能付这么多。一个米那！这不又是在羞辱法庭！？柏拉图等人急忙叫他答应付三十米那赎罪金，由他们担保付清，但所造成的影响已覆水难收，而此前所说在“普吕坦内昂”享受供奉云云所导致的后果肯定更加严重。凡此种种，一定使法庭上很多人尤其是寡头派中强硬分子相信，被告简直是在搞笑，在捉弄他们，羞辱他们！很多人本来倾向于中立，不打算判他死，现在见他如此不识好歹，便难免改变立场。结果，苏格拉底即使表示愿支付30米那赎罪金，第二轮投票仍以压倒多数否决了这一看似合理的方案(他终究认罪了，所以说“合理”)，赞成判死者比第一轮投票判有罪者多出了80人，即360人对140人。至此，苏格拉底的牺牲几成定局。
23、苏格拉底虽然被以不敬国家的神的罪名处死，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有神论者。他对自己的生命为神所赐从来深信不疑。虽然耶稣基督差不多五百年之后才降世，但是，苏格拉底确实一直是非常敬畏神灵的。但是，孔子却杜绝了中国人虔诚地拥有自己的神灵。他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他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神灵明显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完全以世俗的实用心态对待神灵的结果，就是，中国人似乎什么都可以信，又什么都可以不信。所谓“信者有，不信则无”，其实是一种越乎寻常的世俗实用心态。这为后来中国历史充斥的暴力争斗，鲜血淋漓，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埋下了深厚的根基。
24、根据当时的雅典法律，只要别人告你死罪，不管你事实上是否有罪，都可以主动请求把自己流放，就可以不用进入审判阶段，更不会被执行死刑，期满之后回来还可以继续竞选公职。但是苏格拉底也没有利用这一制度，而是直接进入了量刑阶段。
25、他在上层社会的年亲人中发展辩证技能的努力——尤其是对道德习俗、宗教和政治行为的刨根问底的技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但直到雅典与斯巴达交战期间，他的行为才终于被认为是具有明显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性的。
26、当你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回首一生，发现自己活得尽兴，并且还将以这样的方式活下去，直到死亡降临。
27、民主派虽比寡头派更仁慈，没有对反对派搞大屠杀，但僭主暴政毕竟发生不久，杀戮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城邦上空仍飘荡着血腥之气，要他们没有一点报复心，实在太难。寡头派的累累血债并没能真正得到清算，而苏格拉底与寡头派头目的师徒关系又尽人皆知，难以撇清，民主派怎么能不伺机报复？即便无法指控他直接参与了屠杀，也并非找不到其他理由如“败坏青年”等来打击他，并藉以威慑城内外蠢蠢欲动者。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等人难道不正是被他“败坏”后才给城邦造成了巨大伤害？考虑到寡头派死硬分子此时正在埃留西(雅典远郊的一个小镇)搞还乡团，磨刀霍霍，企图再次杀回雅典变天，民主派就更有理由采取行动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必然的，他是被牺牲的。
28、以至于这个判决结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苏格拉底是人民公认"该死"之人，要知道虽然出于历史的局限(不可细考真正"公民"身份)，但当时的雅典陪审团，理论上是通过抽签随机，由500名"任意"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员。
29、保持自己原来的样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为此要付出代价，可是如果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要违背真实的自己而活着，那比死还可怕。
30、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氏族形态的原始民主，现代意义上的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以起诉任何被认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表意见，揭发控告任何个人尤其是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受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希在粗陋的氏族式民主的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或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一个超大“人群”—几百至五六千个公民聚在一起组成的民众法庭—的投票，而非取决于少数专业律师和法官依法依据进行的辩论、商议和斟酌。
31、他们骄傲地行使着刚刚到手的"公民审判权"，为"民主"的雅典进行着一项需要慎重但伟大的事业——审判"伟人"苏格拉底。
32、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的辩论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他人则像傻瓜一样，钻进他事先设置好的一个个圈套里。也许苏格拉底太智慧了，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处死了他。这是最早因思想获罪的例子，而且是经过民主的程序处死一个哲学家，这是民主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民主能否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民主会不会被庸众利用对付极少数优秀的人。毕竟，历史告诉我们：真理确实往往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33、
34、为了更好地了解苏格拉底之死的来龙去脉，还得知道对当时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若把沿自氏族制度的雅典政制与现代制度作一个简单比较，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在现代社会，诉讼由一职业阶层即律师和法官来进行，在雅典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代社会，因任何诉讼都需要专业化的法律知识，被告一般会请辩护律师，但这种情形对雅典人来说可以说闻所未闻。古希腊根本就不存在职业化的法官和律师概念。事实上在氏族制遗风远未脱尽的雅典，法律仍相当粗糙，还没有从与政治、宗教和习俗中完全分化出来，立法、司法职能与军事、政治、宗教等职能仍有很大程度的重合。相当于法官、律师和陪审员等职能由谁来履行？由民众法庭来履行，而民众法庭又由抽签产生的数百到数千名“法官”兼“陪审员”构成。从“人群心理学”的角度看，在“人群”中，本来能够独立思考的个体不复存在，人们“思想和感觉中的道德约束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如此这般，要总能做到公正合理，实在太难了。
35、 因为唯一的标准是陪审团的投票，又没有权威的刑侦机构对事实进行科学的甄别，所以当事人的辩护就变得至关重要。辩护辞往往都是事先写好的，或自己写的，或请专业的高手代写的。于是，法庭辩护就成了演说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辩辞不仅讨论案件本身，而且往往对自己的贡献或品德大大夸耀一番，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
36、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苏格拉底之死又是一种自我牺牲。若一心想要保命，他大可以在法庭上表现得谦卑、低调、顺从，而非拒不认罪，更非大言不惭地要求被视为英雄，堂而皇之地在“普吕坦内昂”里享受供奉；即便认罪，也不必表示只愿付一米那赎罪金。从柏拉图《克里同篇》可知，被判死刑之后，苏格拉底也并非没有机会逃离雅典。但他终究选择了服从法律，选择了在狱卒监视下、与朋友们交谈中饮毒芹而亡。
37、有一天，我的儿子长大了，若不致力于学问，只是一个为了金钱疲于奔命的人，那我恳请你们处罚他。
38、耶稣是为世人赎罪的圣贤，他是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思想为底色的文化标识。而苏格拉底则是为追求真理而献生的人，他是西方哲学世界的象征。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能与苏格拉底比肩。
39、要知道，首先，在当时，根据雅典法律的规定，其实苏格拉底是可以拿罚款抵消死刑的。
40、商鞅曾经是秦国最得力大臣，他通过法令治秦，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二次改革变法、励精图治，以激进而残酷的方式推行变法，以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他实行连坐，推崇轻罪重刑，树立权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雏形。因其在秦朝变法时得罪权贵，在秦孝公死后，被政敌诬告，他在得知秦君要杀他，非常不想死，便走上逃亡之路。但是，没人敢收留这位变法重臣，因为依照他创立法律，收留来路不明的客人便有牢狱之灾。于是，没有经过程序公平公开的审判，没有提供他辩护的机会，没有合理的法庭组织和审判过程，仅凭一纸诬告，即被怀疑有谋反之罪，便行车裂之刑。从这个角度，商鞅死于其缔造和推崇的“专制”之手。苏格拉底与商鞅时代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它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
41、随后，他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天才。
42、思特里克兰德离家出走之后，没有经济来源，全靠朋友的帮助活下来，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还随时都可能迎来死亡。
43、他崇尚简朴的生活，却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生活，经常思考一些很深沉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44、五四以来国人一直崇拜希腊民主，甚至崇拜一切希腊事物，这使很多人对希腊民主的缺陷视而不见。事实上，激进民主于前6世纪末兴起以后，雅典精英刻意迎合群众，使后者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几千人聚集在公民大会上以公投的方式选举领导人，以公投方式就军政和外交大事进行表决，而且在民众法庭充当“法官”兼“陪审员”，几百至几千人以公投方式对被告做出生杀予夺的判决。于是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客蒙、米尔提亚德等杰出的军政人物被判流放或被“扔进地坑”；伯里克利虽侥幸逃脱了死刑，却仍被控为窃贼并被罚款；指挥阿吉纽西海战大获全胜的八个将军凯旋后立即被判死。当然还有苏格拉底被判刑处死。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主要起诉者之民主派干将美勒托本人也被判极刑，被乱石砸死；八将军被判死刑后(其中六人被执行)仅仅几天，起诉他们的人也被处死。这难免让人想到雅各宾暴政。
45、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苏格拉底真的死于雅典陪审制吗？
46、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死了。苏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羞辱了雅典民主，这件事情怎么看都有点两败俱伤，得不偿失。雅典人因为一时冲动失去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雅典给了苏格拉底成为殉道者的机会，同时却再也无法挽回自己的声誉，因为没有人可以辩倒一位死者。苏格拉底彻底证实了自己生前的偏见——它原本可以只是一个偏见的。他剥夺了雅典人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因为只要苏格拉底是死的苏格拉底，雅典就永远是那个被缺乏知识和美德的乌合之众所统治的雅典，雅典民主制度的局限性被赤裸裸且长久地暴露在世人眼前。如果苏格拉底真的对自己的分量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么雅典历史上这个最大的污点，就可能是由陪审团和苏格拉底本人共同制造的。
47、既然死亡没什么可以担心的，那就好好活着，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因为死亡只是一瞬间，活着却是一辈子，比起死亡，一辈子活得不尽兴，才真正可怕。
48、对后世来说，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迫害很像一个恰如其分的政治寓言，“腐化青年”和“藐视宗教”这两项罪名十分具有象征意义，即使是在现代国家内，这也是个引起争议的敏感话题。思想可以颠覆一个政府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但什么样的思想够得上颠覆政府的标准？没能能保证自己能给出正确答案。如果真的需要制定一个这样的标准，谁将是制定者和判定者？霍布斯告诉我们国家在事实上既是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国家会随心所欲地排除掉任何它认为对自己有害的人和事，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便不能称其为国家。然而即使是霍布斯也承认打着国家的旗号企图扼制人的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不明智而且徒劳的，国家只能要求公民在最低程度上做到行为服从。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苏格拉底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他参加过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他是一个现有政府的批评者，但民主政府只是苏格拉底肆意嘲讽的众多人和事当中的一个，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企图颠覆民主政府的活动或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49、思特里克兰德早年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经纪人，17年来，他养家糊口，老实本分，很多人都觉得他就会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
50、 传说当初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作为七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前往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诅咒。在临行之前，雅典人许愿说，如若他们安全返还，将每年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对此种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城邦依例认真对待。为确保城市洁净，一律暂缓处决死囚。苏格拉底乃被投入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决。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摸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51、由于希腊民主是一种原始民主，现代专业法庭和职业律师根本不存在，所以不仅任何公民可起诉任何被认为犯法之人，而且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可在民众法庭上发言，揭发控告任何个人的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任何手握权力者都受到密切的监督和制约。从权力应当受到制衡这一民主原则看，普通公民监督并约束公职人员以防止其滥用公权，乃天经地义，但在粗陋民主样式的实际操作中，任何担任公职者，无论贤与不肖，随时都可能陷入被动和危险。不仅任何人可以起诉任何人，而且判决结果取决于一个多达五六千人的超大“陪审团”的投票，而非专业律师和法官的理性辩论和协商。
52、孔子也不喜欢能言善辩的人。他自己不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得很少，而且要求别人也必须少说。少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弄得城府很深，可以装神弄鬼。因为言多必失，一言兴邦，一言废邦。因此，“子欲无言”，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因此，后来中国就有了一个成语：“贵人语迟”。其实，中国圣人选择接班人的规则，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的标准，也是禁锢思想言论自由的祖师爷。在这里善于讲道理，充满活力，充满智慧，却被孔子认为不仁，而那些愚昧、愚忠、死板，三脚也踢不出一个屁的人，却被认为是“近仁”。鲁迅后来感叹:为什么中国人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一副死相，说笑就是放肆”，查一查，原来都是孔圣人惹的祸。
53、苏格拉底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主张无神论和言论自由，但却与当局统治相向。1787年达维特为鼓舞革命者为信仰和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创作了《苏格拉底之死》。
54、这位在"世界"拥有极高威望，在雅典却毁誉参半的哲学家被"忍无可忍"的雅典人们，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腐化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
55、他先后几次上战场，是战场英雄，可是他并没有沉迷于名声，就算在战场上，他也随时思考，随时寻找。
56、关于苏格拉底审判和死亡的具体经过和直接原因，我摘录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的一段较为客观、符合基本解读的简述：
57、不知道苏格拉底是不是也看出来自己被阴晴不定的雅典民众当了出气筒，总之他似乎早就打算好要在法庭上和陪审团里的那些乌合之众斗争到底——毕竟苏格拉底往日里最看不起的乌合之众如今竟要颐指气使地对着他本人执行正义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人类思想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场面之一。苏格拉底刻意激怒陪审团：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大肆嘲讽那些雅典城里的聪明人，近乎狂妄地宣称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昏睡的雅典人不应该拍死自己这只惹人厌的牛虻，相反地，雅典人应该对苏格拉底感恩戴德，将其好生供养起来，所谓的指控不过是嫉妒苏格拉底得到了神的眷顾。甚至在第一轮投票仅以微弱优势决定了苏格拉底有罪之后，苏格拉底仍然没有收敛狂妄，他宣称如果一定要惩罚自己，建议象征性罚款1迈纳。苏格拉底在刻意找死，而他确实做到了，被彻底激怒而丧失冷静的陪审团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大比票优势判苏格拉底死刑。从判决完成到死刑执行之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足够苏格拉底从雅典脱逃，他的朋友弟子们也劝他这么做——有罪者选择自我流放，待到雅典人民冷静下来、回心转意之后再择机返回，这是雅典司法制度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苏格拉底拒绝了任何脱逃的计划。
58、苏格拉底是哲学的圣徒和殉道者，苏格拉底为希腊哲学注入了强心剂，激起了无比汹涌澎湃的浪涛，余波甚至绵延至今。苏格拉底以他的实践和人格为后世哲学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59、于是，在正常设计下，出于“理想状态”的前提(“理所当然”思维—人数越多，客观上审判越客观。)整个审判的过程应该是最民主且公平的。
60、苏格拉底当时这种让有知识的人担任领导的思想，和雅典当时整个制度的基础，即抽签这种民主方式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等于严重动摇了雅典政治的正当性基础。所以才会出现政府对他的三项指控。
61、苏格拉底主张“认识你自己”，……“守法即正义”，……“知识即美德”，“自制是道德的基础”，……
62、 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身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不那么泾渭分明，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63、前416年，民主的雅典人投票决定对弥罗斯岛居民进行灭族性大屠杀，原因很简单，这个弱小城邦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保持中立，既不跟雅典也不跟斯巴达结盟，而在雅典民主派看来，这不啻是蔑视其权威，挑战其作为提洛同盟盟主的地位。据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人执行了这次灭族屠杀，杀死了弥罗斯岛所有男子。
64、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批判能力和批判精神，其源头其实就是苏格拉底。
65、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苏格拉底在一生的辩论中所惯用的技巧。他称自己为助产士，顾名思义助产士只帮助别人生孩子，自己却不生育。他的辩证法与助产士的共同点在于，他只提出问题，而自己却不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向别人提问题而最终把对方引向一个与自己的立场矛盾的点上。支撑他与别人谈论的动力，是一天他的朋友开瑞丰到德尔菲神庙问是否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女祭祀回答说没有，他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并决定亲自去检验一下神的意旨的真理性，然而在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后，由于苏格拉底所使用的辨证法，让所有的答问者都没给出一个能让苏格拉底感到满意的答案，因此苏格拉底领悟出一个道理，别人没有智慧的原因在于他们自认为有智慧，他比别人高明与智慧的地方在于他一无所知。
66、在当时雅典，今人所熟知的公民权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d政治远未开出，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法、法治、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独立法官、辩护律师、信仰自由等制度，远未形成。这意味着，对苏格拉底的处置虽未必公正，却合乎法律。但是，与其说他之被判死，是因其“败坏青年”、“不敬神”，毋宁说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风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民主派的政治报复是苏格拉底被判死的真正原因。假如雅典政制已进化得较好，公民权利已能较好得到保护，对僭主暴政只有间接责任的苏格拉底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判个放逐更为合适。然而此时的雅典民主毕竟仍是一种野性未泯的民主，不可能这么仁慈。以基督教兴起后的道德水准来衡量，此时希腊人虽然智商很高，却仍是一些不知慈悲为何的野蛮人。要让他们以德报怨，实在勉为其难。
67、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由陪审团的500人投票决定是否处死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