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罗曼罗兰是哪个国家的 1、一九七九年，他应聘回台湾任教，重返音乐本行，三年后举家自德国移居台湾。一九八六年高龄退休，继续乐曲创作。纵观其一生，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
1、一九七九年，他应聘回台湾任教，重返音乐本行，三年后举家自德国移居台湾。一九八六年高龄退休，继续乐曲创作。纵观其一生，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和台湾本土特色，这正是罗曼·罗兰当年在信中给他的另一个指导：“我不赞成中国的教育几乎只立足于西方模式上面(绘画和音乐)。中国有自己的艺术，符合自己的本质。如果否定或者忘记这些东西，不仅对中国不适当，对其余的人类也一样。这可能是你的任务，提醒你的同胞和全世界去认识和喜爱这些东西。并非去修补一种民族的文化，而是以你们伟大民族的珍宝来丰富世界文化，并且和我们一起努力，把人类精神的所有力量和才能结合在一起。”
2、罗曼·罗兰为什么要把日记封存？有人认为他的保留直接原因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妻子玛丽亚的亲友都在苏联，而大清洗运动已席卷全国。也有人为其辩解，作家并没有将日记美化后再出版，他可能从维护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局出发，且仍对苏联抱有期望，于是缄口不言。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罗兰身上一道暧昧不清的阴影。1937年，罗兰曾致信斯大林为判决布哈林求情，但没有回音，布哈林也于1938年被枪决。有学者注意到，从1937年以后，罗兰的书信与文章里就永远不再出现斯大林的名字了。
3、至于替他拉拢金发女仆的那股无名的力量，自然毫不介意。它已经尽了它的使命；而小约翰·克利斯朵夫便在运命驱使之下下了地。
4、罗曼·罗兰式的表达意味着激情澎湃，解剖心灵，追求崇高，常常探讨生命、斗志、梦想、爱与勇气，很多句子因之成为金句名言，广为传抄。就像他所偏爱书写的人物，罗曼·罗兰一生钟情英雄主义，他说：“我所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
5、罗曼·罗兰去世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李又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伟大的安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这次及时得到的救助，“一个远东青年，落在穷困里，这是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水里了，先生一知道，立刻寄钱给他，同时托一位在巴黎的朋友随时就近照顾他”。
6、张昊的信以英文书就，罗曼·罗兰以法文回复，说得很直接，“据来信所言，建议你放弃钢琴。所提及的贝多芬乐曲并非很困难，如果到了二十八岁，还因为速度和力度不足未能过关，以后难望获得这些能力。你要转向乐理教育或者艺术史”。
7、但一战让罗兰彻底走出书斋，走向了社会。茨威格在罗兰的传记中写道：“罗曼·罗兰个人的存在随着1914年的来临而消失。现在，他的生活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整个世界，他的生平成了一部现代史，同他的社会活动不可分割……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封书信都是一篇宣言，他的个人存在就是一出英雄剧。”罗曼·罗兰的作品逐渐具有明显的政治主张，富有战斗精神地继续支持着被压迫者。(罗曼罗兰是哪个国家的)。
8、他说：“现在，您能允许我来回答所有的要点吗？”
9、关于盛成的早年生平，包括留学法国的经历，同时代人的见证或文献旁证可说不见片言只字，一直只有他本人的回忆文字。我们打开宗卷时，看到信件的数量相当多，觉得有点出奇，因为盛成的《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中华书局，一九三一年)，记叙放洋留学经历，其中涉及罗曼·罗兰的文字寥寥无几。现在眼前的宗卷，竟然有三十一封信，加上两首诗歌抄本和四份印刷品，总共三十七种。这个数量，在留学生中排第仅次于敬隐渔。
10、有人猜测罗兰之所以将日记封存是顾忌与高尔基的友谊(见书的译者前记)。但这也不至于封上五十年，何况高尔基很快就去世了。值得注意的倒是高尔基去世后，罗兰写了一篇短文，从政治、社会、道义的角度给了他的老友以世界文学史无人能出其右的评价，简直不但是完人、伟人，而且是耶稣(附在书的译者前记中，此处不冉赘引)。今天读到这些文字，使我怀疑的不但是晚年罗兰知人论世的能力，而且是其价值判断和道义标准。
11、傅雷在一九二七年冬天自费留学法国，曾进巴黎索邦大学修读法国文学。一九三一年春始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同年秋回国。一九三三年九月辞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职务后，以翻译和写作为业。一九三四年一月发表了《贝多芬传》(部分)，译竣《弥盖朗琪罗传》，接着开始《托尔斯泰传》的翻译。三月三日，他从上海写信给罗曼·罗兰，请求授权出版三本书的中译。罗曼·罗兰的档案收藏了他的七封信件，其中四封有附件。
12、他又道：“你觉得独自个儿害怕，你不要我等着他么？”
13、“我生命的每一秒钟都被我想象中的人物夺走。”克洛蒂尔特勉强接受他搞创作，她只希望丈夫能一举成名，于是再三催促罗兰带着手稿去走访文艺界的权威人士，请求他们提拔，让罗兰感到屈辱。而且罗兰醉心1789年大革命历史，最初创作都是革命题材的戏剧，知音寥寥。直到1898年，他的剧本《阿艾尔特》《群狼》才先后在舞台上映，但文艺界反响平淡。克洛蒂尔特美梦破灭，但罗兰不为所动，两人终于在1901年离婚，分道扬镳。
14、然而，敬隐渔健康不佳，加上先天性格压抑和后天心理紊乱越来越严重，事情的发展迅速偏离原先的轨道。一九二九年十月，罗曼·罗兰从敬隐渔来信中意识到他的病情恶化，他不仅没有撒手不管，避开无法预知的后果，反而十分紧张，首先向汪德耀和梁宗岱打探情况，由于两人都不住在里昂，没能提供任何信息。到了十月十八日，他再次接到敬隐渔来信，声称打算离开里昂到瑞士来。他感到事情接近失控，再也不能坐视观望，当天便采取具体的行动介入，写信给一位最亲近的医生朋友，请他介绍一位合适的医生，准备自费为他治病。
15、茨威格是罗兰的老友了，他同样秉持反战观点，于1914年9月19日写下《致外国的朋友们》，发表在《柏林日报》上，反对分裂和厮杀。他说，现在大家被战火所阻隔，但只要有机会，就要与友人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茨威格旋即也被众人孤立排斥。两周后，他收到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上面写着一句话：“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茨威格称看到那封信，是他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它像一只白鸽从住着乱吼、乱踩、疯狂兽群的挪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他们按时通信，交流思想，又持续25年之久，直到二战的炮火让通信被迫中止。
16、当时漫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使苏联模式备受世人瞩目。马克思的理想，似乎正在苏联变为现实。1930年代的苏联，与没落的西方相比，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在1930年代末，至少从公开的数据上看，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走到了整个欧洲的前列。
17、他等对方提异议，望壁炉里吐了一口痰；母子俩都没有什么表示，他想继续说下去，——却又咽住了。
18、孩子醒过来，哭了。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多可怕啊！无边的黑暗，剧烈的灯光，浑沌初凿的头脑里的幻觉，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蠕动不已的黑夜，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痛苦，和幽灵，——使他莫名片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眼睛瞪着他，直透到他心里去……他没有气力叫喊，吓得不能动弹，睁着眼睛，张着嘴，只在喉咙里喘气。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暗红的，还有些黄黄的斑点。
19、罗曼·罗兰最初一直在写剧本，他晚年在回忆录里自述：“戏剧过去是，如今仍然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形式。”据统计，他一生共写了21个剧本，公开发表过的有15个，流传下来有书可查的有12个，而真正在舞台上演出过的，尚不到一半。
20、孩子迷迷忽忽的，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住了，这时才醒过来，哭了。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鼓励他诉苦。她把手臂伸过去，对老人说道：“递给我罢。”
21、另外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例：你们刚刚颁布一项对年满十二岁的少年犯进行处罚的法律。该法律的文本外界并不熟知，然而，即使外界了解这个文本，那也给舆论界授以可怕的把柄。死刑的威胁似乎就悬在这些少年犯的头上。这项法律的动机是要让那些所谓不负责任的人，尤其是那些想利用孩子们的人产生畏惧心理，对此我能理解。但公众并不理解。公众见威胁业已形成，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法官手里，法官在冲动时会滥用他的职权。这大概会成为抗议运动的导火索。要在抗议运动爆发之前，对其有所防备。
22、1892年，26岁的罗兰与贵族小姐克洛蒂尔特闪婚，“我的妻子是音乐家，和我同样程度，音乐在我们爱情上占一半地位。”岳父勃莱亚是法国知名的语言学家，在法兰西科学院任职，来往的皆是上层名流。他本来反对这门婚事，但克洛蒂尔特看好罗兰，笃定丈夫以后会成名成家。勃莱亚只好开出一个条件，罗兰必须写出博士论文，到大学任教。坠入爱河的罗兰同意了。他只用了一年便写出《现代抒情剧之起源》，又用拉丁文完成副论文《十六世纪意大利绘画衰落之原因》，都获得学界的好评，他最后回到母校巴黎高师任教，讲授艺术史。
23、在提到艺术风格时，罗曼·罗兰表示，除了“诚恳”二字，他不希望别人承认他有什么别的优点。
24、“别多说啦。那也是事实。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象他这样一个男子——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很有教养，又是优秀的音乐家，真正的艺术家，——很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用不着追求象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既不门当户对，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可是你很知道我并没恨你；赶到认识了你，我就喜欢你。而且事情一经决定，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只要老老实实的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
25、1914年9月15日，罗曼·罗兰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了他生平第一篇政论《超乎混战之上》，也由此开始了他用饱含热血的文字呼唤自由、民主与光明的征程。
26、“父亲，时候不早了吧，"少妇恳切的说。"您得回去了，还要走好一程路呢。”
27、1935年，罗曼·罗兰对苏联进行了27天的访问，但他回国将自己的访苏日记秘藏50年后才允许出版，招致后人的诟病。斯大林(左二)、罗兰(左三)与罗兰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亚(左四)在克里姆林宫的合影
28、李又然人如其文，终其一生，老实诚恳，不识世道艰险，后半生因此受尽苦头。这一年九月，他转到巴黎，从那儿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大师，然后完全失去音信。差不多两年半后，一九三二年四月初，大师突然接到他的一封挂号信，第一句话是：“先生，能否寄给我一小笔钱？”，原来他差不多有一年没有接到家里的汇款，已经欠下一大笔债，求救无门。他在信末呼喊，“先生，我再重复一次，不要猜疑我！我非常需要被人相信是一个诚实的人”。信后还有一段附言，“先生，如果给我答复或者寄钱，我不会再回信，以免过于打扰”。其他人收到这样的信不知会如何反应，罗曼·罗兰是这样做的，“先生寄来了钱，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法国教授，美学学者，说他会来看你的。这位先生后来也送给过我钱，还介绍好些朋友照顾我。”
29、罗曼罗兰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d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d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一个被自己人民痛恨的政d怎会不亡？
30、读者书店是读者品牌在国内开设的综合性文化空间，2018年7月落地上海，以读者品牌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读者集团雄厚的实力为依托，将读者品牌形象及内容具象化、场景化，通过好书、好物、饮品、活动、展览等多种形式与载体，为读者提供丰富可感的“一站式”文化服务和面向心灵的阅读解决方案。
31、罗兰1岁的时候，被粗心的保姆遗忘在房子外面，在极寒的天气下，他差点冻死，从此患上了支气管的各种疾病；5岁时，小他两岁的妹妹不幸夭折，几乎击垮了他的母亲，罗兰也深受死亡阴影的侵扰。每每病魔来袭，他都会回忆自己躺在小床上一遍遍哼着：“我不想死……”
32、2016年是罗曼·罗兰诞辰150周年。他的英雄主义贯穿其一生，沉重而雍容。时时让人想到《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个著名的结尾：圣者克利斯朵夫背负着一个孩子洇渡河流，“那些看着他出发的人都说他渡不过的。他们长时间的嘲弄他，笑他……”只有孩子平静的声音，“走罢！”
33、还有，汪德耀说他利用这次机会，同时访问了甘地，听到大师“亲自弹奏贝多芬的《英雄协奏曲》，表示对甘地的热烈欢迎”，他本人和甘地进行了交谈，“请甘地在自己带去的《甘地传》上签名……为甘地拍了多幅照片，也有罗兰与甘地的合影……他急于回国，将底片交给女友露丝代为冲洗，当她洗好寄到上海时，正赶上‘二八’，邮件失落了！”如此轻易被介绍给甘地，不符合甘地的身份，他去英国谈判印度独立，地位相当于未来的印度国家元首，身边有一个寸步不离的英国高级警官；也不符合罗曼·罗兰日记记载的甘地表现，他笔下的甘地是一个十分严谨、郑重、顽固的政治人物，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甘地没有一件事是天真的”。能够如此从容交谈、签名和拍照，更不可能，罗曼·罗兰本人想拍一张照片也不容易，“我得到他的同意，早上十一时半到我家来，请一位摄影师(蒙特勒镇的舒莱默)拍照，这是他从来几乎不会答应的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九日日记)。汪德耀的回忆与这些背景旁证距离太远，不能确定为真正的历史事实。
34、罗曼•罗兰敏锐地观察到，一个特权阶级正在苏联悄然形成。莫斯科郊外一座座未在地图上标出的别墅，是专为政府高官、苏维埃的客人和有成就的作家准备的，他们过着“领主般的生活”，与此同时，人们却依然为得到面包和住房而艰苦地奋斗着。物价昂贵，“对于学生、教员、小职员而言，莫斯科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
35、《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1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以个人名义分享至朋友圈
36、9月15日，罗兰在《日内瓦报》上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一文，这也是他人生第一篇政论。他呼吁尽快结束战争，宣称各民族、各国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优点，应当互相尊重；还建议成立“最高道德法庭”来制止这场战争。
37、三口钟庄严肃穆，继续在那里奏鸣，报告明天的节日。鲁意莎听着钟声，也如梦如幻的想着她过去的苦难，想着睡在身旁的亲爱的婴儿的前程。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几小时，困顾不堪。手跟身体都在发烧；连羽毛毯都觉得很重；黑暗压迫她，把她闷死了；可是她不敢动弹。她瞧着婴儿；虽是在夜里，还能看出他憔悴的脸，好似老人的一样。她开始瞌睡了，乱哄哄的形象在她脑中闪过。她以为听到曼希沃开门，心不由得跳了一下。浩荡的江声在静寂中越发宏大，有如野兽的怒嗥。窗上不时还有一声两声的雨点。钟鸣更缓，慢慢的静下来；鲁意莎在婴儿旁边睡熟了。
38、岁月流逝……人生的大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在它们周围，波平浪静，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开去。随后又是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闪耀。
39、根据审判的判决，或依照修改后的刑罚法律，苏联政府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决策，作为主权国家，这是政府所应有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涉案的问题或个人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影响也会很大；外国的舆论会热衷于这样或那样的案件。最好能避免意见的冲突。那么人们为何不这样做呢?
40、斯大林客气地说他很乐意听我说。接着，他开始讲起来。
41、 傅雷信、照片
42、为了孩子，她静下来勉强笑着：“我不该跟您说那个话的。”
43、但在罗兰生活的时代，法国盛行绝对真实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茨威格形容其时占据舞台的是“通奸故事，琐碎的色情冲突，从来没有触及全人类的道德伦理问题”，自然主义将生活引向“狭隘、平庸和琐碎，可罗兰想要凌驾于摇摆不定的现实之上，想要那永恒理想的伟力”。他似乎注定孤独，也倍感失意。罗兰曾在写给易卜生的信中说：“我对周围一切感到太格格不入，所以我写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写了五六个剧本，写完一个又一个。可是，我有时不由自主地由于这种孤独而心烦意乱。”
44、罗曼·罗兰的日记关于李又然的记载只有一段：“第四位李家齐，一个二十三岁的年青人，去年底到法国(以前曾做过商业雇员)。他七月份从里昂给我写了一封信，语带夸张而感人，令人微笑，但很亲切。”这是最早的日记，在所有留学生中最短，但李又然留给大师的最终印象，一定不会最淡薄。
45、通信地址：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
46、罗兰四面楚歌，还收到过生命威胁。1916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充分理由使我相信，我迟早将成为暗杀暴行的受害者。”他在“战时日记”中经常全文抄录别人诽谤、污蔑的文章或来信，“彻夜失眠，神经性的发烧，残酷的精神折磨”，甚至几次想过自杀。
47、罗曼·罗兰的音乐造诣相当深厚，《约翰·克利斯朵夫》还创造了文学史上的“音乐小说”，按照四乐章的交响曲形式设置结构，小说中对音乐场景、体悟的描写，都极为细腻生动，表达中也带有一种迷人的旋律感。茨威格赞誉“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辉煌的交响乐”。罗兰开创了一条新路，不乏成功的后来者：《追忆逝水年华》被誉为是“七重奏”或“奏鸣曲”，纪德也曾在《伪币制造者》中尝试过将“快板”与“行板”两个“主题”交替发展的结构方法。
48、这时期他写了7个剧本，以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49、《超乎混战之上》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篇文章宣称各民族、各国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优点，应当互相尊重。这就是说，德国民族、德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值得法国人尊敬和重视。单凭这一个观点，就足以令法国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暴跳如雷。《超乎混战之上》的发表震动了德、法的知识界，激怒了社会舆论，罗曼·罗兰顷刻间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法国人骂成“卖国贼”。
50、另一个或许可资参考的例子是波普尔。他于1930年代后期完成《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后，就是否立即出版此书犹豫过。很明显，这本书将被当做不但是批判纳粹体制，也是针对斯大林主义的。而问题是当时在国际政治中，西方国家姑息养奸，只有苏联针锋相对地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有些西方知识分子正是出于不愿为唯一的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更多的被批评的材料或借口，从而在一段时间里对苏联的大清洗和强行集体化等保持沉默(到1939年8月苏德条约为止)。波普尔的这本书最终推迟了数年出版。但这个事例之不适用于罗兰的情况是：罗兰的书被他自己推迟了五十年，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无关。
51、他回头坐下，停了一会，庄严的补上一句，象他平常说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
52、过了五天，七月一日，他寄出第二封信。这一次是真正的法文信，文字流畅，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作了自我介绍，表达了对大师的仰慕，然后陈述自己的愿望，“我衷心请求给我亲笔回信，让我前来拜见。尽管我只会说一点点法文，又不懂其他欧洲语言，但是如果能够在先生的身边默坐一会，将感到莫大幸福”。直到这里，这封信和常见的仰慕者来信大致相仿，但紧接下一段，却颇为出人意外，“我以中文写这封信，然后由朋友译成法文，我再抄一遍。因为我还没有能力自由运用法文来表达我的与众不同的思想，表达我的热烈感情”。如此直率，近乎天真，教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档案那样，我们没有看到回信，但是他的儿子李兰颂给我们提供了李又然一九七五年的家书，从中知道大师没有把这封信作为儿戏，而是十分认真，像对其他来信那样，迅速作了回复，“先生回信说，他就要出去旅行(先生是大旅行家)，假如我去瑞士只是要看他，那么最好晚些去，那时我的法文也讲得更好了，可以多谈谈”。(李又然家书，下同)
53、阎宗临的法国档案只有三封信，以及两段罗曼·罗兰日记，以数量计，在通信的留学生中倒数第提供的内容不算丰富。因此我们寄望于中国方面的相关文献，希望找到补充。但是中国文献同样少，只得两种。第一种是阎宗临的《罗曼·罗兰谈鲁迅》(《晋阳学刊》一九八一年第五期)，这篇文章是作者应许广平面邀，在一九六三年前后撰写，但从未发表，现在能读到的是手稿。文章记述了和罗曼·罗兰的见面，刚展开便戛然而止，既可能未写完，又可能写成后佚失。文内直接引述的大师说话只得两句，“我也有晚年托尔斯泰的心情”，“鲁迅的阿Q是很生动感人的形象。阿Q的苦痛的脸，深刻地留在我心上”。这两个句子可以分别在罗曼·罗兰日记，以及敬隐渔文章里找到佐证，因此他的回忆完全可靠。
54、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他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歪七扭八的曲线，就那么凄凉地、乏力地延伸下去。你敷衍着、笑着，装做很投机的样子。但是，你心里渴望他离去，让你静下来，静下来啃噬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
55、我不妨冒昧地说几句，苏联目前的策略则并不刻意将其采取行动的道理讲给外国朋友们。然而，那些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道理并不是没有，但它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我个人认为，这是严重的失误，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而且确实导致了不切实际的解释，或故意歪曲真相的说法，将成千上万支持苏联的同情者置于混乱之中。最近，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正直的法国人都陷于这种混乱之中，正因为如此，我才向您指出来。
56、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57、一九二六年秋，敬隐渔离开里昂到巴黎，罗曼·罗兰发现他越来越疏远。偏偏这几年再没有其他中国留学生出现，期望中的中国沃土又变回原来的荒原，难免产生一种失落感。正当这个时候，上天给他带来意外的补偿。一九二九年开始，他接连收到四位中国留学生的来信，令他十分兴奋，在这年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以十多页的篇幅，记载了这些通信的内容：“托尔斯泰曾经抱怨，太少中国人来找他。我也有同样的遗憾。在所有文明土地中，中国有识之士于我始终最遥远。在我听到的声浪中，缺少他们的声音，至多听到一两个孤立的声音。——但最近几个月，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升起。上两星期，三位有才智(intelligents)的中国年青人预告前来访问。”在四位新通信者中，最先写信的人是梁宗岱(1903—1983)，他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写成第一封信。
58、我们坐在一张大桌子的一端，他坐在我们中间，我坐在他右侧，阿罗塞夫坐在他左侧，玛莎挨着我。阿罗塞夫借口给我们担当翻译，也挤进来参加会谈(因为斯大林像其他人民委员一样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法语)，但他的翻译实在是糟糕，玛莎尽可能纠正他的翻译。
59、一年后，他写下上面那段关于盛成的最后日记，为这一段不愉快的交往打上终结号。
60、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61、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重要著作七卷本《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此外还发表过诗歌、文学评论、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
62、1989年这本约15万字的日记正式出版。罗兰在日记里肯定了苏联建设新社会的成就，也记录了许多他目睹的弊病。红场体育节日大检阅，罗兰看到斯大林就像“罗马皇帝”一样，站在检阅台上欣赏着群众对自己的崇拜。他对此很反感，“对真诚的共产d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罗兰大部分时间住在高尔基位于莫斯科郊外的豪华别墅里，高当时担任苏联作协主席，这是政府专门拨给他使用的，并配有警卫、医生、秘书、厨师等多达四五十人的服务团队，令罗兰十分震惊。
63、当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64、你一定也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一个人聊一聊的时候，那个可以聊的人来了，可是你们却并没有聊什么。当然，聊是聊了，可是他聊他的，你也试着开始聊你的，只是到后来，你放弃了。
65、1935年，罗曼·罗兰受邀访苏，与通信近20年的高尔基(左一)第一次见面
66、他将眼光投向了自己崇敬的对象，发现“越是深入研究伟大作家们的生活，就越对他们毕生遭受如此众多的不幸感到震惊”。罗兰转而歌颂那些不甘于平庸的天才，在痛苦与患难中奋斗的灵魂，《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应运而生，涵盖音乐、美术、文学三大领域的巨人。罗兰形容自己写《贝多芬传》，是唱出了“病愈者的感谢曲”。尽管文学界对其无动于衷，但这本小册子声名不胫而走，销量绝佳，成为罗兰的成名作。
67、经过一番致意之后(我真的感到特别高兴)，斯大林要我先讲。于是，我便说起来，我讲了二十分钟，他没有打断我的话。
68、他停了一会，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申说一番；但他再也找不到话，于是静默了半晌，又很生气的问：“怎么你丈夫还不回来？”
69、当我读《莫斯科日记》时，吸引我的并不是其中对当时苏联阴暗面的揭露或者甚至对斯大林的批评，而是罗兰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有时甚至没理由的对苏联的事业和未来，以及这种事业和未来对全人类意义的夸大和颂扬。令他反感的人物、场景、故事再多，他在某些时刻的心情再阴郁，也影响不了他的这种更内在更坚实的激情和信念。有时我甚至这么想：也许像罗兰这样天性激情过剩、信念执著的人，不但需要一块地方去发泄其激情(他在完成日记的校对后说：“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比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更承担不起信念破灭的打击。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一个普通的西方记者——只要他具备凡人的常识和观察力，也具备常人知错就改的现实感(还谈不上勇气)——也能提供读者更多实质性的东西，他不但体验不到罗兰那种“痛苦”，还会有一种说出真话的爽快。
70、新的阶段 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2)、《米开朗基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统称《名人传》。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他的代表作，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并且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巨著共10卷，以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平为主线，描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奋斗和终告失败，同时对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现实，作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写照，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
71、敬隐渔出院后，回到里昂大学，给罗曼·罗兰再写了一封求救信(此信佚失)，大师收到后，由于应承不再写信给敬隐渔，所以没有回复，但他写信给中法大学校长，作最后一次努力，“如果有一种治疗能挽救他，即使一线机会，都不应放过。这个不幸的人对新中国可能是一位真正的人才”(十一月二十二日信)，信写好后，又加上一段附言：“敬隐渔的文学才能毋庸置疑。即使精神紊乱，他的作家天才仍然令我惊讶。他有一定的法语文笔驾驭能力，在外国留学生中很罕见。”这些发自腑肺的话语，催人泪下。如果说罗曼·罗兰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表态，事后被验证为错误，那么在与敬隐渔的交往中，他的人性，他的人道主义，他的爱心，他的诚恳，没有半点瑕疵，灿烂如日。高尚的人格，令人敬佩。
72、罗曼·罗兰超越国家民族主义的桎梏，以全人类的视角，为世界的和平、自由和光明发声。就像茨威格所写的那样：“我们曾经敬奉之至的多少座丰碑都已坍塌破碎，被动荡夷为平地；罗曼·罗兰竖起的丰碑却挺过枪林弹雨，穿过唇枪舌剑，傲然屹立。他的作品是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个骚动的世界上，一切具有自由灵魂的人们，都可以到这儿寻求安慰。”
73、访问期间，两位好友也没有机会好好深谈，到高尔基家里来访的客人太多了，有时一天竟多达八九十人。罗兰被招待观看苏联电影和戏剧，看到的要么是“拙劣的政治宣传品”，要么是对美国歌舞剧的“拙劣模仿”，“自从文艺形式的多样化被强权取缔后，大众的艺术趣味竟然腐败堕落成这个样子”。
74、1988年，在尘封50多年后，《莫斯科日记》终于面世，三年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75、在当时的法国文坛，罗曼·罗兰和瓦莱里分别是两个不同阵营的大纛，前一派喜欢插手政治，干预世事，后一派恪守纯文学，通常互不往来。当梁宗岱出现在他面前时，毫不隐瞒自己属于瓦莱里一派，罗曼·罗兰一点也不反感，更没有拒之门外，反而在第一封回信中，便热情邀他把法译陶潜诗篇交给《欧洲》月刊发表。在最早两段日记中，连续两次私下赞扬他的法语水平，“我觉得他出色地精通法语”，“他写信给我，法文很好”，这当然不会单指信件的文字，梁宗岱两次信件都附寄了法语作品。第一次见面后，他在日记中又提到梁宗岱的法文，“他二十四五岁，法语说得很出色，甚至完全没有口音。和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学习欧洲语言多么容易，尽管他们对我们的一些字母完全陌生，例如r，但是梁宗岱做到像巴黎人那样以小舌发出颤音”。很明显，罗曼·罗兰是一位君子，爱才惜才，不受政治影响，热心鼓励年青人。
76、盛成趁着瑞士八月讲习班，结束后移居巴黎，从那里赶工完成了《我的母亲》(MaMère)。他首先给罗曼·罗兰写信，请求赐序，以及协助出版。大师由妹妹代书复信，建议他去找《欧洲》月刊出版商里埃德书局。三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二日，罗曼·罗兰忽然收到盛成来信，解释为何这段时间没有再写信。这是一封典型的“诗意信”，写信人得意洋洋，通篇大谈“沉默”，翻来复去赞美“沉默”，间中射出冷箭，“沉默，它也会表露。它叙述我的心灵和情感。今天，我再没有无声的愤怒。我的沉默把那些平庸的人，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轻藐和不满埋葬在我心底”。他的“诗意”从何而来？原来他在罗曼·罗兰这头碰壁后，在法国朋友提醒下，转向另一位文学大师瓦莱里求助。经过近三个月的反复哀求后，终于得到瓦莱里的接见，并且获得应允作序。序言尚未动笔，一个出版商便与他签订了出版合约。这封信便是写于瓦莱里接见后次日。
77、罗曼·罗兰反法西斯的斗争没有止步。1933年，他被提名为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名誉主席，又参加揭露“国会纵火案”、营救被陷害的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活动。纳粹则报复性地将他在德国出版的书全部销毁。1940年6月德军占领巴黎，很快直抵他的故乡克拉姆西。年迈的罗兰不愿离开家乡，处于敌人的严密监控之下。而他手中的笔从未停歇，在1943年还完成了最后的手稿《贝济》，怀念这位1914年在抵抗德军的战场上献出了生命的朋友。
78、目光再回到1914年，罗兰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这是他人生第一篇政论，也是他走出书斋，从书写英雄人物，到成为一名真正的英雄的开始。
79、李又然在信中没有提到借钱的事，给人留下一个悬念。回到中国后，他寄出第六封信，外观和以前完全不同，中式信封，中式信纸，毛笔书写，寄自浙江慈溪，日期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这时离他回国已近四个月。信中报告了很多回国后的信息，到了信末，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先生，现在奉还二百法郎，并致谢忱”。看到这里，心中顿感宽慰。因为在同罗曼·罗兰通信的中国留学生中，有另一个人在另一种场合，一种远不是困窘的处境，向另一位法国人先后借了三千法郎，拖了好几年，两三次以不同借口推延，回国工作了好长一段时间仍未清还。笔者看过这些拖欠信，为之难堪，但不想花费时间去追查，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
80、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81、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2)、《米开朗基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统称《名人传》。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他的代表作，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罗兰凭此书获得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巨著共10卷，以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平为主线，描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成长、奋斗和终告失败，同时对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社会现实，作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写照，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艺术的摧残。全书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每卷都是一个有着不同乐思、情绪和节奏的乐章。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曼·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家。
82、没有一声呼叫，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丝情感，没有一线希望，没有一点欲望，没有动，没有静，只有一种向下沉落的感觉，沉落……向着那无底的幽暗之中沉落。
83、罗曼·罗兰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此时《我的母亲》已经出版，盛成正忙于四出参加推广活动。大师在信中给他最后忠告，“我想你最好返回中国，而且刻不容缓……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孙逸仙的中国，更何况孔夫子的中国。这一切已成过去，我们不需要以过去来创造今天！今天才重要”。
84、而与罗兰常常相提并论的是1936年作家纪德的出访。他也曾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热烈拥护者，当时以国宾身份参加高尔基的葬礼。为期10周的访问结束后，纪德在第二年出版了《从苏联归来》一书，他与罗兰的观感大体类似，但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苏联官方带头发动对其的围攻。批评者中也有罗曼·罗兰，他在法国《人道报》上发表了《对纪德的忠告》一文，认为该书是一本“恶劣的、平庸的、浅薄的、自相矛盾的书”；说有人曾劝告纪德慎重考虑出版该书，但他却急于把书大量印行，“是因为苏联的敌人趁这机会把纪德的名字利用一下”。
85、“哦，我的小乖乖，你多难看，多难看，我多疼你！”
86、他们不再说话了。约翰·米希尔坐在壁炉旁边，鲁意莎坐在床上，都在那里黯然神往。老人嘴里是那么说，心里还想着儿子的婚事非常懊丧。鲁意莎也想着这件事，埋怨自己，虽然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87、罗兰的英雄主义集大成之作，是他的代表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这本书从1890年开始构思，1912年写完，前后经历二十余年。
88、黑夜里传来圣·马丁寺的钟声。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雨天潮润的空气中进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脚步。婴儿一声嚎啕没有完就突然静默了。奇妙的音乐，象一道乳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黑夜放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暖。他的痛苦消散了，心笑开了；他轻松的叹了口气，溜进了梦乡。